明星志愿者的哀愁

yilingche · 发表于 2009-9-23 11:37

5.12后，灾区的志愿者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目睹灾区现状，并经由物质世界转物精神世界，又从精神世界逐渐过渡到趋于二者之间的平凡生活中，有些志愿者确实是有些找不到方向了。
关于针对灾区志愿者的管理，以及对这些志愿者心理辅导的帮助，是我们所未曾接触过的一个新鲜实例。找到一条，供大家参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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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川
   除夕夜，邹芳伟睡在了病房，这是他在灾区度过的第249夜。
   汶川大地震后，除了军队和医疗系统，志愿者，这支庞大的民间力量也迅速动员起来。包括临时成立的“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在内的众多NGO组织，在大地震发生后紧急招募志愿者参与救援。更多个人则自发行动起来，在并不知道自己能为灾区做点什么的情况下直接赶赴灾区。2008年5月17日中新社的消息说，在成都团市委，“已有三万多人登记入册，四千多人参与了志愿服务，其他人随时待命顶上去”。直到8个多月后，还有人继续加入，比如杨乾敏，到底有多少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来灾区，已经难以统计。
   邹芳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原先工作的一所公立小学请假，于5月21日从昆明到达北川。他先参与了遗体清理和防疫等应急工作，之后又加入在灾区成立的“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帐篷小学做老师，近一个月后，离开北川，最终落脚四川省人民医院。
   谈起帐篷小学，邹芳伟总是很兴奋，年初二，两位志愿者要去北川，杨乾敏要把带来的礼物和药品送去，而邹芳伟想再看看孩子们。可就在临走的时候，他不见了。电话里，他支吾着说：“我想了想，决定不和你们一起去了。”一番劝说后，他才答应一起出发，手里还多了两束非洲菊，“是献给遇难者的，不太贵”。
   去绵阳的火车上，对在他对面的小男孩伸手摸了摸他的花，立刻遭到制止，“这花可不能动，是献给灾区小朋友的。”
   第二天到任家坪，因为对在哪发放礼品药品的事儿，他和杨乾敏又起了场小争执，之前在擂鼓镇，关于住哪里的问题也发生过争吵，邹芳伟又发了火，差点自己走掉。羌族司机烦了，“下车，我不做你们生意”。
      在板房区里，邹芳伟转了几圈，费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的几个学生。
      孩子们挺活泼，但话不多，和他们相比，邹芳伟倒显得更开心。在北川中学上，他拿着三炷香，跪在废墟，“我多想把你们都救出来啊，你们知不知道？?”说着就流下眼泪，他的学生们在一旁默默看着。
   北川中学的一块空地上，当时曾被用来停放遗体，去年九月，山洪也曾流过这里，人走在上面，会感觉土有些软。
   “这下面还有尸体，土这么软。”邹芳伟说，“尸水会让土变软，这里踩起来明显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尽管杨乾敏不信，他还是认为地下埋着尸体。地上还有一堆燃烧后的炭灰，旁边放着一双破鞋，“这很可能就是遇难者的”，邹芳伟一边说着，一边在地上找着什么，“想找些纪念品带回去，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他有一张北川中学食堂的菜票，并视之为珍藏。
   在北川县城的入口，有警察把守，只有还住在封闭范围内的人才能通过。远眺北川县城的那座山坡上，聚集着很多人，有的还带着宠物狗。
“竟然成了旅游点，这是个耻辱”，邹芳伟说，“这里应该被建成一座爱国主义纪念馆”。
   在这里，他和每个能聊上几句的人说，“我是志愿者，五月就来这里了？?”，然后像个导游一样如数家珍地开始讲解。
   那两束花，一束被放在这个山坡上，另一束被放在了北川中学。
   邹芳伟的另一面
   媒体报道中的邹芳伟，有180cm的个子，伤员们都喜欢他，“笑呵呵的，一副甘之若饴的样子”。
   可他的“服务对象”，似乎并不领情。
   王昕、赵翎翔夫妇，地震前在阿坝州黑水县经营一家火锅店。去年9月刚转入康复中心时，赵翎翔看到邹芳伟挺辛苦，就给了他几本书看。
“这些都没什么，我对他印象变得不好，是因为一次听到他和一个叫彭顺良的志愿者在为一批货争执”，赵翎翔说，“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事后他们分别对我说，要小心对方，我心想，你们两个我都要小心！”
“他平时都不怎么去康复室，我的假肢都是老公帮我装，挺复杂的，不懂的人根本不会弄。那天，小邹带了个人来，进康复室就要给我装，他之前从没装过，瞎弄了半天也没装上，我老公过来看到，相当生气，就骂了他。”王昕说。
   年前，赵翎翔还在央视记者面前指责了邹芳伟，“没错，是当着记者的面。他决定照顾30床，就是在央视记者来的那天。那天我听见30床叫得很凶，就找他去了。我觉得，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不要瞎揽活，这个伤员很难照顾，而且人家是个女病人。你不做，医院也会为她安排护工的。”
   赵翎翔在网上找到了几篇关于邹芳伟的报道。对文章里邹芳伟的形象，他和在场的伤员，都觉得与他们看到的有些出入，虽然也认为邹芳伟不容易，但没有一位对他做出更正面的评价。
“有一次他带了个记者来，门都没敲就走进病房，掀起被子就跟人家说我的伤情，我只穿了内裤，当时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女伤员孙湘琳说。
   过年这几天，杨乾敏就是陪年长的伤员聊天，陪年轻的伤员玩，她经常买些菜回来，把没有亲人的伤员叫过来一起吃，伤员们也会主动找她帮忙做些事。她很快就记住了大部分伤员和家属的名字，这一点邹芳伟一直没能做到。
   杨乾敏的想法很简单，“帮人，最好可以双方都收获快乐，把别人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其实跟没做一样。志愿者，做力所能及的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惨，受帮助的人也会有压力。”杨乾敏不认同邹芳伟这种苦行僧式的做法，从北川回来，她对邹芳伟的态度，已经从不理解变成了不喜欢。
   郝玉文是位河北农民， 2008年8月7日到康复中心做志愿者，9月初到其他病房做护工，现在已经回家。他对邹芳伟的评价很高，“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是个好小伙子”。
   “邹芳伟人挺好的，就是性格有点内向，还会看不惯很多事情。我过年把他叫到家里吃饭，还跟他说，医院这会儿用不着志愿者了，应该走了。”辽宁人王龙，去年 6月在灾区做志愿者时受伤住进了康复中心，现在在成都经营一家烧烤摊。他很理解伤员不喜欢志愿者的情况，觉得这很正常，“都是人嘛，相处的时候难免有不愉快，而且伤员们更敏感。”
      彭顺良，陕西宝鸡人，最初为探望王龙来到医院，11月中旬离开，他和邹芳伟有些矛盾。“性格有点怪，心眼小，说话喜欢夸大事实，像讲天书似的”，他还指出邹芳伟会干预医院的治疗和病人的家事，“有一次还和一位病人的儿子差点打起来，说人家虐待老人。”
   王龙和彭顺良都说，邹芳伟曾向伤员借过钱。但邹芳伟本人坚决否认，“我不会干有辱志愿者名誉的事，别人给我的帮助，我都会拒绝。”
   邹芳伟说自己到灾区后已经花了五六万元。对志愿者的概念，他的界定很清楚，“就是怀着一腔热血来为灾民服务的，不应该有任何别的目的，我见过太多动机不纯的人了，为了向灾民讲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志愿者，我嘴皮都磨破了。”提到那些“别有用心”的志愿者，邹芳伟气得把手里的筷子都摔落在地。
   医院方面对邹芳伟的态度有些尴尬。医院宣传处刘处长曾经和邹芳伟有过一次长谈，劝他春节应该回家，志愿者在医院已经完成了使命，但被邹芳伟拒绝。
   康复中心主任潘福琼印象里，去年11月，邹芳伟曾向医院提出要一间房给儿童伤员做英语培训，医院没同意，“还批评了他”，这件事后他走了一段时间。“邹芳伟对我们的正常医疗秩序也有干扰，比如他不让该出院的伤员出院，能否出院，外行很难判断”。“现在我们对邹芳伟的态度就是来去自由，不管他。由于伤员已经不多，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顾。”
   志愿者的名利场
   除了医院，邹芳伟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之前的支教经历。他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拍摄于去年7月的照片，四名志愿者正一同托起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都穿着印有“中国心”徽记的白T恤。照片上的邹芳伟，健康、阳光、散发着年轻人的活力。
“事实上他已经被开除了，是惟一一个被开除的。”“中国心”的队长高思发说。
   去年6月27日，没有任何志愿者经验的邹芳伟，顺利加入临时成立的“中国心”，由于教学能力突出，很快就被提升为教学组长。“有一次他和一位女孩发生了些矛盾，错主要在女孩，但人家念完检讨书后，他作为教学组长没有任何表态，这让我们很失望。”
      高思发说，事后邹芳伟被降职，7月20日左右就离开北川去了映秀，“开除他是8月初的决定，他对媒体说不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一个士兵，怎么可以不知道首长是谁？”
   在一个博客里，记者找到了邹芳伟经过博主“走走看看”转述的一段话：“这个队由谁管理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队长姓高。我是教研组的负责人，是武汉人，志愿者，来以前在昆明市是做教师工作，教英语；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我这次是停薪留职过来的。”
   这篇博客发表于2008年7月16日，因为这段不甚准确的话就开除一名队员，有点难以理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心”队员，认为这很可能是误会。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才导致了他现在心理失衡的表现，本来他默默照顾着伤员，现在媒体报道了，他出名了，有的伤员对他的看法就会变了，觉得他另有所图。”
   在母亲眼中，邹芳伟性格有些内向，话不多，爱读书，爱运动，每天早晨都要锻练。“他具体带了多少钱去灾区我也不清楚，但我们都支持他，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每月都会打给他几百块钱。”母亲说，在家时，有时候邹芳伟也会和父母犟一下，但事后总会主动承认错误。
   现在，邹芳伟还睡在二楼水房旁的走廊上，杨乾敏和《士兵突击》里的马小帅，在他看来也早就没关系了，尽管说过要留到最后一位伤员出院，但邹芳伟已经在计划离开，“我的这种走，不是彻底离开，是要找份工作安身，再来照顾他们”。
   在灾区，“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并不只有邹芳伟，“中国心”的几位成员还在灾区奔波，心理咨询师刘猛也在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有的已经为人所知，有的却躲着媒体。还有杨乾敏这样的短期志愿者。
   “有不少志愿者刚开始做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问题并想要解决它们，但最后会发现自己不是上帝。”张轶超从2001年开始做针对在沪外来工子女支教的草根志愿者，现在是注册NGO组织“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负责人。他并不想对邹芳伟做出什么评价，“英雄式志愿者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我们志愿者组织的无能，在志愿者组织发达的国家，没有这种个人英雄。他们的社会带动作用也比组织小，对这些事迹的宣扬，反而有可能会让普通人不愿成为志愿者——吃那么多苦，大家感动一下就完了。像他这种志愿者，要么加入某组织，要么最后放弃。”
   “久牵”对志愿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保证定时定量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志愿者，又被称为义工，目前还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有针对志愿者工作的相关法律，而中国还没有。台湾在2001年颁布了“志愿服务法”，规定志愿者团体有对其成员进行培训的职责，志愿者也有接受教育培训的义务，但该法并没有针对如邹芳伟这样的个体自由志愿者的相关法条。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分别塑造出两组不同的志愿者群像，但正如张轶超所说，国内志愿者组织发展还很落后，像邹芳伟这样的散兵游勇还大量存在，他们很难得到有效的支持、管理和培训。但即使这样，志愿者也不应该没有门槛，做志愿者，不是玩命献爱心那么简单。
“你不是来做‘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在震后写就的一份《志愿者培训大纲》中，这句话被放在了开头。
   在康复中心，一位叫李佰奇的成都人，每日固定护理着一位伤员。伤员们还说起一位女士，也在医院服务了几个月，她更低调，甚至躲着媒体，只知道，她姓王，山西人。(所有伤员及家属都为化名)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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