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平台化、平台制度化”，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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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台化、平台制度化”，切记！

5 c8 l5 g3 W+ s- W+ C0 o! r　　我在前面说过了，由社工问题切入，可以分别导向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三个面向的论述。接下来几篇，我将进一步展开对政府侧的探讨。

4 _. _# S: l8 {% D+ _; q　　首先是要在财政的层面上来看待社会建设。因为我一向认为，财政是一个政府的基础或根本面目，一个政府追求什么或重视什么，不管它用什么政治化妆术来展现自己，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都没有用，财政资源的投放立即就能撕掉画皮，现出其本性。所以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真正的政治是对财政资源分配的争夺之博弈。

5 q9 N' X1 L+ i- k& o* ^% z　　在十七大之后，由于中央在政治态度上重视社会建设，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公布一个数字，即财政支出中的民生事务占比。许多城市声称他们这方面的开支占到财政支出的70%-80%甚至更多。这样的自我标榜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们是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警察开支、综治维稳、公共事业、城市管理、基本建设（包括地铁甚至高速公路的建设！）等所有开支都算在民生事务的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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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以断定的是，它们把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头费开支，也都当作是民生事务的开支。不然，以许多城市政府绝对“吃饭财政”的本相，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用来支撑政府的开门运作（有可能还不够），怎么可能还有70%-80%是用在民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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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a; Q* o1 z3 D* D; C　　所以用这样的数字涂脂抹粉效果并不好看。可能，更窄的一个数据，社会福利开支，才能更准确地检验出某个地方政府在最近几年里所增加投入的民生净福利。在台湾，他们把这项叫作“社福支出”，占到了政府总支出的17%左右；在香港，则基本体现在“社（会福利）署”每年的社会服务开支，香港政府每年这一块的开支都在100亿港元以上。相对应于大陆地方政府，可能更主要是体现在民政部门的相关支出，以及由文化部门掌握的公共文化和公共体育支出。当然，近几年在广东部分城市政府，可能还体现在由社工委掌握的专项支出。当然，我不是说民生事务的概念仅包括这些内容，而只是说，这个数据更能表现出一个地方政府对社会建设真正的热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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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对深圳相关数据的了解，好几个区的社工委，都得到了数千万元的专项资金，从1000万到5000万不等。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财政列支。如果加上民政部门对社区服务中心的购买服务专项资金，假设明年做到全覆盖，600个社区服务中心，每个社区50万元，就会有3个亿的净增支出。这两笔钱，都是近年对社会建设的增量投入。

　　当然，深圳市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财政状况良好的城市之一。广东的城市里面，可能仅部分珠三角城市能往社会建设领域大把投入，其它不少城市，可能只能靠说，或者给出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其实，不仅仅是某个城市政府财政状况好坏的问题—状况好的，就会多投入一些，状况不好的，就没法多投入；即便同一个政府，可能这几年财政状况好一些，过几年也许就不行了。总体而言，可能国内大多数城市政府，在2012年之前，由于房地产的“单鞭畅旺”，土地财政的收益喜人，大家都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随着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系统化、细化、制度化与深入化，这样的好日子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地方政府艰难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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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T4 n, n  h$ ?　　而在几年好日子的时间节点上开始的社会建设，增加的一些些投入，能不能在财政困难时期继续，会是许多城市相关部门的头疼问题。

* q5 n; E( C( M; F7 U+ \% @　　所以在跟不少区县社工委交流时，我都会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在大部分社工委是采取的“项目推动”的形式，能不能尽快用一两年时间达成“项目的平台化，平台的制度化”?“项目推动”，撤掉一个项目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态中，撤掉一个平台，就比较难了，倘若进一步形成了制度甚至立法，则就比较容易沉淀下来。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最近几年的社会建设增量投入，如能尽快地制度化，已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结果。否则，就极有可能一阵风而来，一阵风而去。

( O& s' u2 {& m4 }　　我丝毫不怀疑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想要为国民增益福利的热忱用心，但是财政始终是最大的制约。将一个“强化或维持统治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首先得政府能够有效地运转，其次才能谈到，在这样的政府下，持续调整支出的结构，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上面去。
" Q7 b7 D& ^& E  @# u来源：21世纪网